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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07 中国诗词曲赋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12)《昔昔盐》
作者或出处：薛道衡
创作年代：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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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
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
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
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
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
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
飞魂同夜鹊，惓寝忆晨鸡。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
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赏析与评论》
薛道衡，山西人，是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留有很多描写女性的作品，其中包括哀思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王昭君的《昭君辞》。另外，他的军旅诗中散发着精心雕琢出来的清雅和倨傲。薛道衡一生经历过北齐、北周和隋三个朝代，一直当官至死，经常被皇帝点名赋诗，往往技压群雄。后来被隋炀帝杨广所杀，留下“艳诗断头”的千古传说。生前著述丰硕，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流失，目前仍然留有诗歌20余首，政论文章8篇。他的事迹在《隋书》、《北史》、稗官野史中广为流传。
“昔昔盐”风格华丽轻靡，属于古代中国的艳情作品。该诗并不见得是薛道衡最好的诗，却是他最著名的诗，因为牵扯到一段“艳史断头”的千古传说。隋炀帝其实一直很器重并想笼络薛道衡，无奈薛道衡却并不愿真心辅佐依靠杀父弑兄夺取帝位的杨广，因而写文章讥讽杨广为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杨广恼羞成怒，将70岁的薛道衡赐死，并恶狠狠地说：看你以后还能写出“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这样的句子吗？正是这句赐死评语，引发了后人关于“文才武功具佳的皇帝杨广与薛道衡争当文章帝王”的千古无头官司。其实，这句赐死评语是二位风云人物的最后一次谈判与较量，杨广表示出对薛道衡文才的仰慕，薛道衡终于没有妥协，表示自己不仅是文章写得好，而且以身作则誓死捍卫正统的封建政治理念。薛道衡的政治眼光果然应验，后来，杨广被乱臣宇文化及兵变杀死。隋朝迅速灭亡的历史后来演绎成中国非常著名的章回小说《隋唐演义》。
“昔昔盐”中的“昔”指的是夜晚，“盐”表示吟、行、曲、引。诗歌从女性角度描写了夫妻分别的相思之情。开始四句将我们请入了一幅充满暖春气息的水墨画：垂柳婆娑，笼罩在洒满金色月光的堤岸。香草杆疏密有致，嫩绿的叶子也快要全都长齐了。早些天的春雨下的酣畅淋漓，浸透了荷花池中的泥沼，甚至快要漫出来了。桃李芬芳的热闹景致转眼快要溜走，片片花瓣飞洒在一条条小路上。紧接着的四句浓墨重彩的介绍女主人公出场，采用了很多典故：原来也是一位采桑女子，就像《陌上桑》中机智摆脱官吏纠缠的秦罗敷那样美丽。现在已经出嫁，聪明的像巧织“回文璇玑图”的苏蕙娘，可以借助诗歌和德行解救被诬陷为谋反的丈夫。她和远出关口、身在他乡、四处闯荡的丈夫分别已经很久了，在这吟风弄月的大好日子里，只能独守空闺。随后的八句哀怨凄美的描写夫妻别离后的不思茶饭、怅然无措：常常收敛起千金难买的灿烂笑容，成天挂着两行长长的、晶莹剔透的眼泪。刻着盘龙花纹的镜子藏到了匣子里，销声匿迹。帷帐还没有挂起来，绣着彩凤的锦被也快掉到地上，仿佛是彩凤飞得越来越低。晚上睡不好，总感觉好像月夜中被惊得魂飞天外的鸦雀。到清晨已经非常疲倦，却仍旧是恍恍惚惚没有睡着，好像还能隐约回忆起听见公鸡的几声啼叫。很久没有在白天打开过窗户，上面已经悬挂着一屡屡蜘蛛网。门可罗雀，双飞的燕子已经开始在悬空的大梁上衔泥筑巢，不小心掉落的那几点泥沙都可以清楚地听见。最后四句以民歌般的笔调调侃揭示了她丈夫的行踪和状况：前年去了山西代县的北边，今年在辽宁镜辽河的西侧。走了之后就杳无音讯，恐怕是爱惜马匹，生怕跑碎了马蹄吧。
这首诗是描写夫妻离别的一首千古佳作，栩栩如生刻画了人性中“伤离别”的纤纤情愫，是人性不可忽视的一种特征，对于现实政治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胡温政府上台之后，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情系农民，并随之启动了一个气势恢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这种热爱农民的心境是值得称道和嘉许的，但是，具体操作方法却值得商榷。从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策略看来，主要是拨款建房。从市政建设角度出发，城市的发展从来是通过中心城市、卫星城市、城市群落模式自然优化形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行动方式很难符合市政规划标准，更不符合鼓励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正常健康演化的历史要求。至于农民是否能够获得一些实惠呢？仔细分析，随着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演化过程的加速，很多勤劳质朴的农民已经改变了不肯“背井离乡”外出闯荡的狭隘农业文明思路，向更多的城市迈进，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农民工”问题。他们的妻子儿女依然困守黄土红地黑泥巴，他们却组成浩大的生力军入驻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千砖万瓦。因此，真正符合历史规律的农村建设就是应该继续减少实际农业人口，快速引导和合理布局告别农业文明的新型农民，继续加速城镇的现代化建设，而不是翻版毛泽东错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展思路，搞锣鼓喧天、大儿无当的想当然耍猴路线。发展绝对不可能是“农村包围城市”，发展一定要让农民融入现代文明。因此，农民问题应该同时注意流动着的农民生力军，他们漂泊闯荡的每一个阵地才是潜在的金窝银窝，要让妻子儿女到城市中来，不再留恋于生产低下的农业文明。
中国自由贸易和民主选举的健康发展需要农民的关注，我们对农民的爱更加真实、更加别致、更加悠长。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相信马克思宗教，永远不要相信马克思宗教。
(2007年3月5日星期一-2007年3月7日星期三) March 04 《共产主义宗教的哲学批判》(四)我们已经定义人是一种追求、创造和拥有光荣、梦想与正义的高级动物。这种定义绝对不可能为已经探讨了几十个世纪的关于人的哲学问题提出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和历史上几种较为盛行的探索人性的理论进行对比，就此丰富这种简练抽象的内涵，锤炼其抵抗非议的鲁棒程度。尽管作者出生在一个充满马克思宗教政治学言论与做派的国度，但有幸没有感染这种邪恶宗教的不良品性，说必须以武力和专政的方式来捍卫作者的论述的唯一性、权威性。相反，我们只想以尊敬、怀疑、反省、探索、求证、分析人类本身的应有态度，用理智的解释去证伪马克思宗教政治，使这个邪恶宗教对于人类的荼毒、残害、桎梏、毁灭性尽快降低。
首先来回顾一下由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提出的人性和社会理论。
柏拉图是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学派创始人，建立了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生于雅典，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城市雅典。最高理想是“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家”。柏拉图经历了雅典文明的由盛而衰，认为被伯罗奔尼撒战争毁坏的民主政权是希腊的黄金时代，同时，也认为雅典战败的原因在于三十僭主模式的民主，并因此终生鄙视民主体制。柏拉图以继承先师苏格拉底大业为己任，记述整理苏格拉底对话二十四篇，与其它文札共同编撰为《理想国》。《理想国》是柏拉图年青时政治雄心幻灭后的抗争巨著，借此万世宣扬他所推崇的哲学学说，布告天下他所主张的治国计划纲要。在思想的历久弥坚和现实的磨砺鞭挞中，柏拉图晚年开始淡化片面的正义而看重刑赏学说，摒弃空洞的德化而倚重法制观念，编写了《理想国》中的最后一章《法律篇》。总之，柏拉图是一个生活在民主体制下却渴望集权专制的人，他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乌托邦思想，因此，批判共产主义宗教政治学说必须认真发掘《理想国》中的合理与谬误。
柏拉图学说的基本概念是形论(Forms)，他认为可以从逻辑学、形而上学、认识论与伦理四个方面解释“形”。
在逻辑学中，形意味着一般性，也就是普遍性。比如，人和猫是不同的，因为人具有人的一般普遍特征(人形)，猫具有猫的一般普遍特征(猫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欣然接受，如何定义人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如何定义人的一般普遍性。前面已经论述，人的一般性就在于“人是一种追求、创造和拥有光荣、梦想与正义的高级动物”。当然，我们的社会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破坏分子，一些敌对的人，他们不去追求、创造和拥有社会所普遍认可的光荣、梦想与正义，相反，他们破坏、颠覆社会所普遍认可的光荣、梦想与正义。类似这些敌对的人能够用我们的定义来描述吗？可以，他们实际上也在追求、创造和拥有光荣、梦想与正义，但是一种扭曲的光荣、梦想与正义。这些光荣、梦想与正义所折射出来的内容、行为、评价标准与众不同的荒谬和危险，可以是炸掉世贸中心、消灭资本家、取缔自由市场、限制自由发展、阻碍民主选举、臆造邪恶的社会公平标准等等。因此，无论哪种社会，无论具有哪种价值观，人的一生都在追求、创造和拥有光荣、梦想与正义。这就是人的一般普遍性，也就是人的形。
在形而上学方面，柏拉图认为形比客观物体更真实，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因此，在可变和可毁灭的事物组成的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形的世界(理念世界)，人们所感知的世界只是理念世界变幻莫测、并不真实的投影。这一观点充分说明柏拉图学说是彻底的唯心学说，他所设计的乌托邦社会也必然从娘胎里就显示出先天不足的唯心性、形而上学性。
在这里，柏拉图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人为割裂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而且误导人们认为理念世界更重要。这种错误意味着一般理念可以脱离个别事物而存在，可以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可以规定个别事物的存在，可以优于个别事物的存在。柏拉图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将理念世界静止并僵化，肆意规定形的世界是永恒不变的，只能去逼近。这种错误意味着否定个别事物的自由发展性，否定一般理念的自由发展性。柏拉图的第三个错误就是颠倒了个别与一般的因果主次关系，而且误导人们关注时间之矢的倒退方向，抛弃事物个性的丰富多彩而顶礼膜拜事物的普遍性。这种错误意味着一般的理念可能威胁或阻止新生事物的诞生，世界的公正停滞于维护既定的普遍理念而不是去创造鲜活的客观事物。
当人类站在理论的辩论台前时，理性的光芒立刻将柏拉图“形而上学”的缺点暴露的一览无余。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在共产主义宗教政治学说里，形而上学的错误却不那么容易让人明察秋毫。比如，共产主义宗教政治自诩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模式，却强行割裂了现代政治与民主选举机制的关系，请问这种一般的“最好模式”怎么可以脱离个别的“民主选举机制”而存在？请不要形而上学。
比如，当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质问为什么共产主义宗教政治缺乏民主选举机制时，回答往往是民主并不重要而民生更重要，可是，人民根本没有办法直接选择那些能够解决他们民生问题的人和策略，请问是理念世界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民生更重要还是人民通过现实民主机制选举并主动解决自己的民生问题重要？请不要形而上学。
比如，在共产主义宗教政治中，计划经济模式被奉为无价之宝，可是，有谁能够完全未卜先知，先于明天的人类计划出他们明天多姿多彩的生活？在中国，流传着一个黑色幽默，某部长曾经做出一个惊人的计划：“当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穿戴问题就会应运而生，所以，我们要多生产缝纫机，保证家家户户一台”，结果贻笑大方。尝一嚄而知九鼎，请问经济繁荣的一般表现是先于经济模式多样化而存在还是恰好相反？请不要形而上学。
计划经济已经足够桎梏自由经济那与生俱来的活力了，可是，共产主义宗教政治呆板的行政规定性却甚至要试图扼杀计划的多样性、发展的辩证性。在这些国度里，非常热衷于搞样板工程，而所谓的无中生有的样板工程必然制约事物健康、多样和辩证的发展。比如，北朝鲜“忠诚田”里的亩产是如何保证名列前茅的？它旁边的那块地亩产量如果高于它的话，是对、是错、是福、是祸、是偶然、是必然？飞机型号呢？汽车样式呢？操作系统门类呢？服装款式呢？餐饮风格呢……除诸如民主选举、自由经济这些基本原则以外，如果我们的生活总是在满足某些没完没了的死规定，在重蹈覆辙缺乏创意，恐怕这世界早就停滞不前了。请问是共产党人的规定发展了人类世界(国内也行)还是发展的世界一直在修改和容忍着共产党规定中的自相矛盾、错误百出、欺世盗名？请不要形而上学。
马克思宗教政治荼毒人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一旦以欺骗的手法获取了政权，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关闭所有与民主有关的门窗。比如，这两天，温家宝先生不认真分析理会当前国内局势，在把持严控媒体舆论的基础上，又把毛泽东时代的错误观点嚼了嚼继续哺育和愚化人民：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适合搞民主。奇怪，谁家的民主对人类的发展阶段有要求？哪国的政治家敢对人民说你们这一代不用讲民主，民主是儿孙们的事或者永远不可能的事？哪国政治家敢把人民破除迷信的自强自立归功于一党的宗教式领导？中国共产党。至少温家宝先生的文章是这样表露的。我们最近做的一件工作就是系统地批判马克思宗教，这个工作非常繁琐，利用的也是业余时间，目的是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角度证明共产主义宗教的荒谬性。可是，我们的观点传播一直受到限制，共产党里很多人还是希望通过限制流通宣传正义和明辨是非的思想武器来巩固专制。的确，即便真理已经光耀人间，错误还是有可能苟延残喘，更何况真理还在襁褓里。请问，是现实中的民主、基于民主的民生优先级高还是通过专制迫害人类维护马克思宗教优先级高？是自我标榜的专制制度重要还是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重要？请不要形而上学。
当我们讨论学术观点时，没有一个人会赞成形的世界是静止僵化、永恒不变的。可是，当我们观察我们四周的事物时，会发现那么多静止僵化、永恒不变。关于当前社会总体问题的分析定义好像还是老生常谈，关于当前社会具体问题的政策导向好像还是旧瓶新酒，关于社会哲学、经济学、法学的学以致用好像还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关于民主的探讨与实践好像还是风吹雨打、前怕狼后怕虎。的确，静止有静止的美妙，但是，静止绝对不能沦落为变化与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好的体制让坏人做好事，坏的体制让好人做坏事——这正好鲜明地反应在马克思宗教与自由经济和民主选举的对立上。自由经济与民主选举从机制上鼓励嘉奖人们推陈出新，马克思宗教却难以自拔地鼓励怂恿人们按部就班。自由经济与民主选举从最活跃的人民开始探索事物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宗教却从一个个死人的故纸堆里引经据典挞伐活人的自由发展。自由经济与民主选举从机制上敦促人们把握时代的脉搏，直接掌握并服务人民最朴素的理念创造，马克思宗教却装模做样束手束脚捍卫理念的失误而从中渔利。自由经济与民主选举从机制上引领人民追求自我完善、崇尚独具特色，马克思宗教却唆使人民缩头缩脑、推三阻四、拖泥带水。民主选举让自由资本具有了人性的同时嘉奖着人类的一切奋勇前行，马克思宗教却在限制民主选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资本的自由存在……种种此类，注定台湾可以有杨致远，大陆却没有比尔.盖茨；香港可以有霍英东，大陆却没有李嘉诚；美国的铁路可以造就斯坦福，中国的铁路酿成了铁老大(老大难)；法国造得出自己的普拉蒂尼，中国却造不出自己的姚明(中国血统，美国包装)…..当然，一样的有差强人意的医疗问题，一样的有并非尽善尽美的社会福利制度，一样的有众口难调的教育短缺，一样的有捉襟见肘的贫富差距。这充分表明，马克思宗教政治更是害死人，在每一代都荼毒着优秀的中华民族。不揭露不行，不解放不行，不消灭不行，中国人民一定要突破马克思宗教铺天盖地的洗脑，恢复中华民族的优秀血脉。
一般理念和个别事物的发展通常是不存在明显、清晰的因果主次关系的。简单而言，很多时候个别事物的不断发展蕴藏着崭新的理念变更，比如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火车、飞机、流水线等具体事物的发展带来了资本运作的革命性理念，使资本的有效流动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最新管理方式。通过融资、风险投资、基金、股票等自由资本规范运作机制，感兴趣的人民可以考察公司的发展方向、主要产品、经营理念、运作模式、文化内涵、政治背景，并根据这种观察与评估进行自由干预，从中获取利润回报。可是，在资本刚刚诞生的时候，马克思就企图通过最恶毒的语言对自由资本进行诽谤，将自由资本从世界上用枪炮剿灭。幸亏人类绝大多数还是清醒理智的，幸亏中国共产党内还有像我们这样一群人是清醒理智的。
为什么马克思会这样与普遍人类为敌？因为和柏拉图的乌托邦一样，他们都在企图把人类引向静止和毁灭，引向时间之矢的过去。他们自身缺乏哲学家观察事物所具备的动态眼光、发展眼光、长远眼光，将公平刻意定义为静止的平衡。可是，人民的一切权利都处于运转状态，为什么要让人类各种公正权利的运转服从于马克思宗教政治假想的平衡？不过是要诱使人民永远皈依马克思宗教的荒芜和偏执。柏拉图的理想国实际上就是一个没有饥饿也没有任何私人财富的小军营，是所有男人共有所有女人并借助抽签决定性交次序的动物园。马克思的公有制经济就是把脱胎于原始农业文明的小作坊经济放大到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洲，乃至全人类。哪里来这么大一个仓库维持着带着原始人气味的囤积？哪里来这么多人负责统计和分配物质的不时之需？…….今天的网络时代都不行，昨天怎么可以？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理论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人类社会的犄角旮旯，参照的是古典文明的静止表象，根本要把人类引向茹毛饮血而不是二零零七。
我们在这里严厉批判柏拉图和马克思，主要是为了唤醒现实的人民并祈福于伟大的人民。我们如何才能彻底避免面向时间之矢的倒退方向？很简单，就是让人民自由的去发挥，不要进行缺乏民主原则的盲目干预；让资本自由的去流动，不要去刻意制造金融地球的经纬线。自由经济与民主选举会远离一切形而上学，自由经济与民主选举会跟上时间之矢的一切穿梭，因为这是自由的，这是民主的。
用不着专注于均衡问题，因为现代民主制度会自动产生能量相当、活力四射、但是各具千秋的人民。用不着刻意限制财富的聚集，因为现代民主制度已经确保资本是在人们愿意的基础上自由的汇集到了某些地方，那是人类对文明进步自愿、直接、欢欣鼓舞、不知不觉的嘉奖。
忘了形而上学吧，告别形而上学吧。这是伟大的柏拉图几千年前曾经犯过的错误。消灭马克思宗教政治吧，消灭一切马克思宗教政党吧，这是中国人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人类将永远自由，我们会永远民主(未完待续)。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二〇〇七年三月二日星期五) March 03 中国诗词曲赋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11)孔绍安是陈尚书孔奂的儿子，小的时候就可以朗诵数十万字的古文，令人叹为观止。他一生共经历了三个朝代，包括南北朝的陈、隋，以及唐。在隋末，孔绍安曾经担任监察御史。归顺唐朝后，是内史的座上嘉宾，参与编撰梁史。
落叶这首诗的笔调极其富有动感，饶有情趣的勾画了一片树叶告别生命舞台那一刹那间的凄楚动人、欲罢不能。一句“翻飞未肯下”，立刻将读者的思绪和视角转移到一片落叶那七上八下的场景之中，引得人们开始为落叶安然谢幕时的飘忽不定而屏息静气。或许，旁观者的一声叹息、一声惊呼、一声喷嚏……都可以改变这婆娑落叶的生命轨迹：要么起伏上天，要么萧瑟坠地，要么入草为泥，要么随波逐流……绝对是细致委婉的“一叶知秋”图。
有人认为这首诗描绘的是游子的思乡之情，看来是有些牵强附会——“早秋时节，忽然间惊奇地发现了一片落叶，飘忽不定就好像游子的伤感心情，随着秋风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打转，好像在说，多么怀念过去在树梢上的时光啊”。仔细体验起来，诗歌更像具有一些感慨时光流转、物是人非的怀旧味道。
我们知道，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有很多的不同，其中一点就是政府生命周期的不同。在民主政治中，每届政府不存在必然的连续性，一届政府班子有可能在新一轮选举中成为在野人士。相对而言，在专制政治中，政府之间连续性比较强，但这是一个党专有的政府延续，是缺乏公开竞争的政府延续，是没有真实民主程序评判监督的政府延续。对于专制政党而言，这是一个永远没有落叶的大树，可以在大树的庇护下好好乘凉。但是对于国家而言，这是政治的一种不幸，首先是政治机制独木不成林缺乏对比，其次是政治生命缺乏充满活力的新陈代谢，再者是政治决策无法通过与人民对话的方式最直接的达成普遍共识……
民主政治为执政人士带来了危机感，他们知道权力获得的艰辛，执政期间无不尽心尽力，以免执政之树凋零；民主政治鼓舞着在野人士的责任感，他们知道只有继续努力，才可以使得执政之树起死回生。当然，每次民主选举，无论对于执政人士还是对于在野人士都非常重要，关系到政治命运的新轮回。有人将民主政治批评为不稳定，其实，那只是权力获取的不稳定。但是，只要相信人民，坚持抵制和消灭类似马克思宗教政治般的恐怖蛊惑，国家的政治就是稳定、繁荣和民主的。
尽管各个国家支持民主政治的人士或许时常领略到“落叶”般的凄凉心境，但是，为了国家政治的开明进步和万古长青，这绝对值得坚持，绝对值得奉献。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晴) 《还给人民一个和煦的明天——纪念邓小平先生逝世十周年》十年前，也就是公元1997年2月19日清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又一次被马克那首催人泪下的《哀乐》惊醒了，这是中国政府在向世界庄严通告：中国共产党内划时代的卓越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与世长辞了。
邓小平先生的逝世也许不像毛泽东先生的逝世那样显得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也没有让中国人民陷入一定程度的惊诧莫名、不知所措，更没有掀起中国政治局势太多的惊涛骇浪、腥风血雨。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邓小平先生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地位逊于毛泽东。相反，站在客观的角度，邓小平先生的重要性及他对于中国人民的功绩，要远远超过毛泽东。他离世时的国泰民安、井井有条、怡然祥和是功力深厚的政治家才可以成功践行的治世典范，为军事家兼清誉型政治家毛泽东所望尘莫及。因此，我们应该以国际性的视野，按照现代政治家的标准缅怀小平先生。暂时忘记国界的千山万水有形阻隔、片刻搁置正义党派的殊途同归为民竞争。
邓小平先生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重要阶段：追随、反省、改革。
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是邓小平先生政治生涯的追随阶段。
在20岁以前，邓希贤先生和中国大多数先贤英烈一样，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面对中国当时列强入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政局跌宕的悲惨现状，毅然留学法国。中国国内当时洋溢着历代相传的反对列强殖民侵略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先生孵化不久的民主主义又遭到封建思想未褪的新老军阀的血腥复辟，所以显得几乎要亡国，几乎已亡国。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列宁回到俄国鼓吹马克思宗教政治，开出欺骗性极强的“按需分配”的政治空头支票，炮制名义上属于全体公民集体拥有但实际上为共产党武力监守且肆意自盗的苏维埃独裁政权，挑拨因为历史、现实原因而贫富不同的人民互相仇视、自相残杀，武力没收私有财产并由共产党筛选后进行管理发放，纵容以轮奸为真实本质和表现形式的共妻行为，暴力推翻了立足未稳的俄国民主主义政府，枪杀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及其子女。随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宗教政权将自己粉饰成世界上最公平的制度，极力散布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必然灭亡的所谓“末日鸩言”，恶意攻击诽谤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现实的悲哀痛苦与虚幻的真假难辨一经结合就不断发酵，结果，一些心地善良、爱国恤民的知识分子也亦步亦趋，邯郸学步，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当时对马克思宗教政治学说的研究不够清楚，也没有彻底展开论证(即使现在，这个问题也依然没有妥善解决，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日后必然要难以自持、无辜陷入的一个百慕大死亡区)，这个新生学说的不同版本很快充斥全中国，并为忧国忧民者、同情苦难者、痛苦彷徨者、洁身自好者、隔岸观火者、抱薪救火者、趁火打劫者、扇风点火者、唯恐天下不乱者等人士所好奇，形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状态下，邓希贤先生选择了马克思宗教政治学说。这说明，伟大的人也有失足的时候，对于年青人更是如此。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邓小平先生完全进入了他政治生涯的追随阶段。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先生在理论上没有太多建树，只是初步地、似懂非懂地、断章取义地、牵强附会地学习使用着马克思宗教政治学说基本原理(实际上使用的也不是什么马克思宗教政治原理)。但是，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先生为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他所追随的人物就是毛泽东，他所追随的核心路线就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对这位追随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党政军全方位人才。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为止，是邓小平先生政治生涯的反省阶段。
文化大革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意完全公布、甚至有意回避的一段历史，但是，却是人类值得花精力去共同研究探索的最为特殊的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人类最虔诚、最执著和最大规模的马克思宗教政治实践活动最终引发了停产，引发了浪费，引发了饥饿，引发了漫天谎言，引发了全民械斗，引发了武装对峙，引发了真正罕见的人吃人；走向了破产，走向了内乱，走向了穷途末路，走向了自我毁灭。
不是人民没有轻信马克思宗教政治唯心的表面平均公平性，是人民自己厌恶了马克思宗教政治的枯燥乏味、形式僵化和内容教条，更是马克思宗教政治中那些荒谬的、不合理、违反人性和社会普遍原则的邪恶学说在实践中的原形毕露、涂脂抹粉和借尸还魂。不是执政党没有号召力，是执政党一部分人流连忘返于宗教神化的死胡同，畸形自恋，刻意执行违背事务及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政策，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政统治而不得不走一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下。虽然执政党内部贪图权位的人可以继续摆弄马克思宗教政治麻痹人民、挑拨人民内斗，但是，反对推行宗教政治、反对通过媒体控制操弄人民的党内呼声和抗争始终没有消亡、前赴后继，逐渐由弱变强，由秘密变为公开。
因此，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宗教政治在中国的病入膏肓，无独有偶，在苏联、在东欧、在朝鲜、在秘鲁、在越南，在印度，在日本，……，在一切感染过马克思宗教政治瘟疫的国度，这种病症都或早或晚的出现过：所有善于致富、敢于致富、忙于致富、乐于致富的人民被歪曲成社会主义的危害人群，是他们制造了世界的不和谐，是他们动摇了执政党的权威，需要对共产党表示感谢才可以得以安全生存，否则，他们必需成为马克思宗教政治国度一轮又一轮的祭祀品。永远敢于直言和追寻真理的知识分子也因此获罪，定罪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科技工作除了服务于军事以外，其余都可能和反动行为挂钩……
令人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从始至终的反对者。在这一段黑暗岁月里，他已经不再是毛泽东先生错误的追随者，开始和毛泽东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分歧，表现出自我的反省，反映为关于党的反省，反映为关于国家的反省，反映为关于民族未来的反省。当然，这种反省也是中国人民关于自己命运和未来的深刻反省。是邓小平所在那一代人民自觉的反省。后人应该永远铭记和延续这种来之不易、凄惨悲切的反省。
邓小平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知识、科技等层面。比如，政治上，毛泽东坚持认为当时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等人则坚持认为当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主。经济上，毛泽东迷信于公有制经济模式，听不进来自基层的真实意见，邓小平等人则看到了来自公有制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种种弊病(根据各国的经验，公有制只适用于自由经济无法涉足的领域，而且几乎都是亏空)，对公有制经济满腹狐疑，有的甚至满腹牢骚(国防部长彭德怀)。军事上，毛泽东主张全民皆兵，诱导妇女脱去红装穿上武装，邓小平等人则主张进行裁军精简武装力量。文化上，毛泽东推行批判古代文化，拒绝西方文化，保留歌功颂德的革命样板戏，邓小平等人保护传统戏曲艺术，接受西方文明……
在那浩劫的十余年中，邓小平先生的政治生命也是几起几落。幸运的是，他在被启用时含蓄但明确表达了与毛泽东的分歧。不幸的是，他没有敢于公开表达对于马克思宗教政治最直接的质疑和反对，这也一定程度助长了马克思宗教政治在中国政治中的嚣张气焰，祸害几代中国人民，贻误十年发展机遇。直到现在，还有些人希望发动二次文化大革命。或许，邓小平先生有一种内心的忏悔，希望日后能改变马克思宗教政治。但是，历史对于中国人民不一定总是那么幸运，马克思宗教政治不会主动唤醒被荼毒的心灵。
马克思宗教政治者请牢记，不要低估人民的反省能力。不要认为一代又一代的人民都会在马克思宗教这面大旗蛊惑下愚蠢的相互厮杀，让马克思宗教政治者享受渔翁得利般的快感。如果中国人民被马克思宗教欺骗一代还不够，那么我们的民族是个悲哀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是懦弱的人民，我们的政治家是邪教的传教士。
邓小平先生真正有功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命是从1978年之后逐步开始的，可以浓缩为两个字：改革。他自己将之称为中国第二次革命。
在这最后的二十多年岁月里，邓小平先生经过不屈不挠的党内斗争，以身作则、坚决清理中共党内、中国国内表现为“两个凡是”的马克思宗教领袖神化和个人崇拜化一贯作风，说服中国共产党高层团结一致，解放思想，尽快恢复经济建设。面对文化大革命的余波未尽，他坚决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面对毛泽东是否是内战战犯和封建复辟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质疑，他策略性的将毛泽东的功过定位“七三”开。但是，在国内局势有所缓和之后，则以破釜沉舟、壮士断腕的勇气带领党内正义犹存的一批拥护者和新一代的后来者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知识、科技等层面全方位的改革。这里，我们仅仅就前三个问题进行深入缅怀。
在政治上，邓小平先生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改革理论，但留下了一些家喻户晓的俏皮话。比如，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俗称摸论和猫论。摸论和猫论虽然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已经深刻反映出他对马克思宗教政治祸国殃民必然性的反省，对中国发展何去何从的无奈困惑。在实践中，他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鼓励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谓革命当然是二次革命。最为重要的是，他明确提出并实施了一国两制，为中国人民用客观态度理解西方文明提供了试验田。这些举措非常具有现代政治眼光，虽然还不敢和马克思宗教政治公然决裂，但实际上已经此马非彼马，确实令人敬佩。相比而言，毛泽东先生在政治上固执坚持马克思宗教政治学说，追求想当然的计划、永恒和为我独尊；邓小平先生经历了马克思宗教政治的迫害和民主运动的冲击，最终一定程度接受了人民在政治上的自我判断、自我比较、自我尝试。
在经济上，邓小平先生建树非常之大。在改革初期，他以包产到户方式批准了个体农民经济和自由农民经济，允许私营、民营、股份、外资、合资等多种形式的企业得以合法存在，尽管他们受到歧视性语言、政策和管理的对待。面对公有制经济维护者的叫嚣尘上，他对之一再安抚，要求不要争论姓社姓资问题，直接对于那些身受宗教荼毒并且又接着荼毒后人的人士抛售了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说，实际上，核心要义就是“试一试自由经济没关系”。对于贫困交加的马克思宗教中国而言，就是这块狗肉，也实实在在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真真正正提升了国家的整体实力。
学说一旦转化为现实政策，中国就爆发出无限的活力，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以每年4%-10%的速度快速增长。尽管有人讽刺邓小平先生主导的是民用经济，但是，就是马克思宗教政治延误耽搁了民用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没有制造出核武器就攻击他不会治理国家，我们更不能因为公有制经济行政排他性的完成了中国的初步工业革命，就承认只有公有制才是正确的、唯一的经济模式，认为毛泽东是个经济学家。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必然不”是不能等量齐观的，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中国国内强化公有制的呼声又不绝于耳，本质上还是缺乏审视问题的客观性、发展性、科学性眼光，故意抹杀民主决策的协商性，恶意强化专制政治的舆论洗脑性。我们已经多次表示，这次中共实施公有制经济的行政性强化有着什么样的目的和结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分析，出于对于政府决策的尊重，我们原则上支持现政府再次尝试神化公有制经济，但是，我们预言：公有制经济所产生的单位效益及其社会福利依然会落后于自由经济，因此，现政府必须对其担负完全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应该是人类对于公有制经济和自由经济的一次历史性博弈，我们邀请党内、党外、国内、国际各方关注这场公有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公平”赛跑。
在外交上，邓小平先生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他主导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总体说来，邓小平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世界应该从邓小平的外交风格中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内还有着一批没有遭受马克思宗教政治荼毒、或者从马克思宗教政治中康复的清醒豁达人士。
邓小平先生追随、反省、改革的一生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知识、科技发展具有方向性的深远影响。主要从思想上制止了马克思宗教政治思维在执政党内部的无限弥漫，继续荼毒中华民族，也鼓励中国共产党内有识开明人士以试试看的方式，勇敢抛弃了马克思宗教学说的邪恶核心理念，与人民一起迈出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结果表明，在经济层面，有的国有企业已经成功起死回生，虽然更多国有企业和垄断性国家集团继续在亏空中依靠行政手段获取高额的社会分配，但中国的经济总体已经复苏并健康发展，其它的现代化发展也已经在方方面面获得了去马克思宗教思维后世人瞩目的公认成果。
邓小平先生是他所在时代的思索者、探索者、前行者，鼓励人民以实干的精神解放自己、寻找自己的幸福。虽然在原来举国弥漫的马克思宗教政治气氛中还没有得到全民的完全理解，没有唤醒每一位中国人民，但改革试验已经获得非常大的成功，勇于决裂马克思宗教政治的人民已经普遍受到回报，也已经将改革成果逐步的惠泽于受马克思宗教政治欺骗荼毒的人民共享。这种初步胜利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不信鬼、不信邪、不信马克思宗教政治。这是邓小平先生通过政治实践活动留给中国人民最宝贵的财富和遗产，是超越党派政治家的高超政治艺术作品，值得后人永远纪念。
邓小平先生以哲人的眼光走出了马克思宗教政治的画地为牢，以政治家的耐性安抚病入膏肓的党内人士的食古不化，以慈善家的仁慈豢养着希望借毛泽东阴魂和马克思宗教进行投机人士的滥竽充数，以冲锋队总指挥的气势部署着改革战略的步步为营。邓小平先生是他所在时代的杰出人物代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政治风险的原因，他始终没有能够公开揭露马克思宗教政治的邪恶性、也没有正面积极响应民主政治问题。也许，他也有点小算盘，看看自己年青时依靠胆略、热情、执着、幼稚、历史机遇错误建立的马克思宗教政治帝国是否有别人，而且不是寄铃人可以撼动，顺便考验一下中国人民血液中有多少涌动着的清醒和正义，看看他也帮助毛泽东实施过、参与过的领袖神化传说可以流芳百世多少年，多少代……毕竟，政治家多少是有些脾气和骄傲的。
邓小平先生带给中国人民真正的功劳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位卓越政治家的政治艺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永远值得后世的政治家怀念和借鉴，应用于政治实践，造福于后世人民。
邓小平先生一生穿越了战争、内乱与和平建设岁月，是中国现代史上少见的政治巨匠，他虽然对民主政治有些冷淡、抵触和惧怕，但是，终于将中国政治从宗教带入了现代格局。
消灭马克思宗教政治，建立富强、民主新中国应该是这位先生没有开启的政治难题。我们民主人士在邓小平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特地献上此篇祭文，为了明天的新中国。
(全文完) February 06 2月6日公告近日因为在南京、扬州附近进行外地工作，耽误本博客日志撰写，敬请各位见谅。
我们深知本博客日志对于揭露马克思宗教政治虚伪、无耻、荒谬、欺骗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还要在理论工作的同时进行现实的各项工作。
我们在本博客日志中的工作扮演的是理论的探索、研究角色，我们是马克思宗教政治的攻击者，是被马克思宗教桎梏的中国民主科学政治的启蒙者，是被马克思宗教桎梏的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铺路石。但我们和广大的人民一样，更是社会发展的建设者，所以，在攻击马克思宗教政治的同时，用我们科学民主政治方式建设社会、推进社会发展也是我们的一项无法忽视的工作，有时候由于时间有限，我们难以兑现每日更新的承诺，但是，我们一直会努力，直到人类彻底了解马克思宗教政治的虚伪、无耻、荒谬、欺骗的真面目。
理论工作的意义在于说明马克思宗教政治根本是错误、必然是错误、一定是错误，只能是错误、已经是错误、还会是错误，是人类不能再犯的最大错误。我们就是永不妥协的马克思宗教政治攻击者。
建设工作是社会存在的必然方式、过程和目标，我们通过建设工作说明，没有马克思宗教政治的存在，中国人民开动脑筋、拓展身手建设的社会更美好。公有制是少数人对人民智慧的阉割、掠夺、剽窃、桎梏。我们攻击马克思宗教的目的是彻底解放人类，使人类获得最后、最全面、最彻底的自由与民主。
只要生命存在一日，我们对马克思宗教政治的揭露就长鸣一日，我们中华民族走向民主政治的大路就会开拓一天，我们距离消灭马克思宗教政治的目标就会更近24个小时。
消灭马克思宗教政治，是人类最宏伟的一项政治工程，说明人类最终可以摆脱马克思宗教政治的荼毒蛊惑，以更加广阔和浩瀚的心胸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建设人类永远的光荣、梦想与正义。
January 22 中国诗词曲赋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10)《长安听百舌》作者或出处：韦鼎
创作年代：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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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风烟异，
一鸟忽相惊。
那能对远客，
还作故乡声。
《赏析与评论》
韦鼎，湖南人，诗一卷，今仅存一首。
韦鼎在活着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名人，喜欢作诗，几千年之后，仅此一首诗歌得以流芳百世。这首诗歌出神入化、细腻委婉地刻画了大家心底里永不释怀的思乡之情：“漂泊万里，远在外地他乡，感受异域风情，一支鸟儿忽然惊诧无比，对着我这远道而来的他乡游子，发出了家乡般悦耳的鸣叫。”
这首诗歌不但情深意厚，也格外俏皮。实际上，鸟儿是不会讲方言的，可是作者却偏偏从鸟叫里听出了家乡的声音。思乡心切之情跃然纸上，也反衬了作者在外地他乡的略感悲伤。另外，作者还可能是在感慨中国的地大物博，方言繁多，甚至到了不懂人言、只懂鸟叫的尴尬境地。无论从哪种角度进行解释，都是一首具有浓郁世俗风情的好诗。
显然，我们不是今天唯一的民主人士。那么，昨天的民主人士在哪里？都远渡重洋、飘零海外了吗？或许吧。但是，当他们亲密拥抱其他国家的万种风情的时候，有没有偶然听到“唐鸟”的叫声。昨天的民主人士，请从海外归来吧。今天的民主人士，我们应该冒着即便是坐牢的风险，也要让民主降临中国大陆，让马克思宗教政治从中国的版图上销声匿迹。
海外的朋友们，请放心到中国来吧，虽然马克思宗教还是中国现代政治没有彻底摆脱的图腾膜拜、食古不化、自怜自爱，但中国绝对不缺乏民主精神、民主品格、民主风气，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人类应该携起手来，彻底消灭马克思宗教政治，建立彻底解放的民主新国度。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晴) 中国诗词曲赋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9)《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作者或出处：陶弘景
创作年代：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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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
《赏析与评论》
陶弘景是南北朝宋、齐、梁时著名的隐士，精通琴棋书画、医学和道术，人称“山中宰相”。他年青时曾担任“侍读官”，陪同皇族子弟研读经书，认为萧衍日后可以成为一个好皇帝，给萧衍提出了很多忠告和鼓励。后来萧衍果真创建梁国，成为开国君主梁武帝。梁武帝希望他能够辅佐自己，但屡次重礼相聘都遭到拒绝。于是，梁武帝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希望能打动他，信中便有一句：“山中何所有？”
陶弘景看后就写了这首诗歌并画了一幅画作为回答。诗歌说“山上到底有什么呢，多得是悠闲缥缈的白云，但是这种自由自在的愉悦只可以独自享受，不可以用来馈赠君王呀。”整个诗歌轻淡自然，韵味隽永，历代传诵。画的内容是两头牛，一头散放在水草之间，无拘无束；一头锁着金笼头，被人用牛绳牵着，并不断遭受牛鞭驱赶。梁武帝明白了他的心思，不再强迫他出来为官，但遇到吉凶征讨大事，就前往咨询。后来他嫌干扰太大，干脆在山上建立了一幢三层的楼房，将弟子、宾客同置其中，关门读书，与世无争。陶弘景所代表的这种为官风格在中国历史上别具一格，后来称为魏晋风度。
陶弘景对中医具有重大贡献，不但整理了《神农本草经》，还将其收录的药物增加了一倍，成为七百三十种，编成《本草经集注》一书，首创了采用红黑两种颜色字体校正典籍的先例，留下了本草红药方、本草黑药方的民间传说。
我们看到，陶弘景并非执意不肯为官，而是厌恶古代官场的死气沉沉、僵化教条、行尸走肉风气。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中，死气沉沉、僵化教条、行尸走肉都是因为刻意维护君权至上思想造成的。但是，真正开明的几个有名君王其实都是风流倜傥、敢越雷池，不太拘泥于刻板的君权至上风格。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魏晋风度基本上会成为一种主流风格，因为政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为本国人民带来幸福感，而魏晋风度传达了一种对权力豁然开朗的态度、象征了建功立业上的一种不拘形式、表现出对待选举结果的随遇而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人民应该多选择具有魏晋风度的人为官。
然而，对于马克思宗教政治的揭露和批判，不能采用魏晋风度中的闲散放任。这是一个民族朝着真理方向进行的自我觉醒、勇敢嬗变，根本无法妥协。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雨) January 21 《共产主义宗教的哲学批判》(三)共产主义宗教政治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是公有制，对公有制最通俗的理解就是国家拥有。而公有制或者国家拥有这个抽象概念本身涉及许多重要的平行概念，包括人、家庭、组织、国家等。因此，阐释这些更为重要的平行概念的定义与内涵是揭露共产主义宗教“假仁善真邪恶”时必须进行的一件事情：对于公有制的剖析应该摒弃它现在中看不中用、考察无据、假公济私、缘木求鱼、暗箱操作、扰乱市场、垄断资源、压制竞争、阻碍创新的弊病，应该让所有制最终服务于人、人类、家庭、组织、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生活的现代化，而不是相反，即迫使人、人类、家庭、组织、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生活桎梏于刻板的、疲弊的、宗教式的、形式上的、唯心的公有制。这个美好理想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必须正确理解人、家庭、组织、国家等概念。这些概念在哲学研究中是互相平行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决定了国家、组织、家庭、人际活动的方方面面，最终形成了人类社会最后的目标，实行自由贸易与民主共和的理想国。 关于“人是什么”的研究是哲学中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也是研究最多的问题。这里，我们认为人是一种追求、创造和拥有光荣、梦想与正义的高级动物(或者玩笑地说猴子)。我们不想把人们的思路就此引入学术定义的严格审讯和无穷争执，但尽力提供一种虽然抽象但可以进行探讨的真实理念。 人的一生都在追求、创造和拥有光荣。光荣蕴含了人类在物质文明、思想文明、社会文明、科学文明、艺术文明、竞技文明、生活文明等领域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所经历的一切探索，所见证的一切努力，所参与的一切变革，所遭受的一切罹难，所摒弃的一切缺憾，所突破的一切限制，所粉碎的一切反动，所埋葬的一切专制……是人类存在过、存在着、要存在的表现形式、行为方式、行动目的。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性之一就是从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终止，自然而然成了光荣的追求、创造和拥有者。历史将证明，自由贸易与民主共和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永恒的光荣。
人的一生都在追求、创造和拥有梦想。梦想包含着人类在物质文明、思想文明、社会文明、科学文明、艺术文明、竞技文明、生活文明等领域所呈现出来的不经意的遐想，不成系统的奇思妙想，言之有据的构想，数易其稿的方案，深思熟虑的蓝图，未达目的的奋斗……是人类追求、创造和拥有光荣的内在动力、中间结果、思维产品。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另一特性就是从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终止，从来没有放弃不断“追求、创造和拥有光荣”的梦想。当然，违反人类“追求、创造和拥有光荣”的梦想不是真正的梦想，只是反人类的企图、奢望、阴谋。共产主义宗教政治所推崇的通过专制限制人民自由贸易和民主共和权力就是反人类的企图、奢望、阴谋。
人的一生都在声张、捍卫和传承正义。正义具有很强的相对性、知识性、发展性。古代宗教政治曾经认为维持神权是人类的正义；共产主义宗教政治固执地认为维持公有制、取缔自由贸易、压制诽谤民主共和是人类的正义；基地组织鼓吹通过恐怖活动保持原教旨神权政治合法性是人类的正义等都体现了正义的相对性。如果偏执强调正义的相对性，人类永远无法解放自己，遵循“存人本、通人性”的原则，声张、捍卫和传承人民最广泛、最真实的正义。如果这样，中国的妇女还要裹足，基督徒每日三餐还必须忏悔祷告，伊斯兰信徒还不能拍照片看电影，佛教的少林武僧还不可以获得政府奖励的汽车……纵观历史，偏执的人总是借助正义的相对性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表现出阴沉、隐蔽的反动特性。
正义的标准和人民拥有的知识程度密切相关。如果人民不知道日心说的知识，古代宗教政治就可以永远标榜自己神权学说的合法与正义；如果人民无法方便阅读自由贸易理论著作，马克思宗教政治就可以永远鼓吹自己那种在实践面前已经破产好几次的公有制学说的合法与正义，欺骗愚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而这似乎恰好是中国共产党内宗教工作者正在执行的一项策略——图书市场很难看到自由贸易的理论著作，是没市场还是受到禁锢(在耶鲁大学，大家是可以研究马克思观点的)？不断亏损的公有制经济实体通过不公开的秘密渠道获得经济物资援助，并得以强化，是不是扰乱市场？人民可以扪心自问。如果引导人民阅读诽谤民主制度的宗教性图书，共产主义宗教政治就可以永远借机妖魔化民主制度，将自己打扮成神仙加圣贤，将宣扬民主进行民主启蒙的人说成叛国者、反革命，实施逮捕、拘留、双轨、经济限制。难道民主体制中人民选择的都是非正义的人士？难道民主有罪，宗教正义？在毛泽东执政期间，诽谤民主的图书宣传品可谓汗牛充栋，被打击迫害的民主人士可谓罄竹难书，他甚至通过公开的方式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借以限制中国人民拥有更多更全面的知识。显然，毛泽东可以通过宗教的方式结束内战，但无法以宗教的形式结束民主，无法以阻碍人类知识进步的方式扭曲正义。人民应该觉醒！可是，目前，大陆对于知识的限制，越南对于知识的限制，北朝鲜对于知识的限制，委内瑞拉对于知识的限制，古巴对于知识的限制现状是否有所好转，请大家自己去看看。虽然中国共产党内很多人士受毛泽东错误思想影响很深，但相信他们勇于超越、敢于超越，至少，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正在不断努力走出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正义误区、思维哈哈镜、理论盲点。
正义的发展性表现为正义的标准与现实的人民直接相关，不是来自于任何反动宗教政治工作者的妄自揣摩和恣意计划，不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我们发现，人民对于失败婚姻的态度、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对于艾滋病患者的态度越来越宽容。这是正义服务于人性、人本、人权的必然结果。可是，一些共产主义宗教工作者置人民关于自由贸易与民主共和的正义发展性不顾，企图借实际上是由他们自身领导无方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转移人民视点，诱发人民对自由贸易与民主共和的仇恨，这就是我们作为今天的民主人士所必须澄清的“正义”。正义在发展过程中被人为故意实施的扭曲和误导，只能由人民中民主的声音来揭示、矫正和匡扶。我们要毫不妥协地表明：正义发展性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必须主动弘扬正义的知识性，彻底消灭正义的相对性。如果民主来临，正义的发展性就简化为一个过程，正义的相对性就暴露为一段历史，正义的知识性就成长为一种共识。没有民主的国家，正在囚禁人类声张、捍卫和传承正义的灵魂；真正的民主制度，将最大程度地聚合正义的相对性、知识性、发展性。
由此，我们认为，人是一种追求、创造和拥有光荣、梦想与正义的高级动物。否则，可能不是人类的一分子，可能是反人类的一分子。追求、创造和拥有光荣是人的特性；追求、创造和拥有为了光荣的梦想是人的特性；声张、捍卫和传承为了光荣、梦想的正义是人的特性；追求、创造和拥有光荣、梦想与正义是人的特性，人类的特性。不幸的是，共产主义宗教反对人类去追求、创造和拥有人性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这注定全人类要坚决地消灭这个恐怖宗教，决不妥协，决不手软！！！(未完待续) January 14 中国诗词曲赋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8)《夜夜曲》作者或出处：沈约
创作年代：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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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
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
孤灯暖不明，寒机晓犹织。
零泪向谁道，鸡鸣徒叹息。
《赏析与评论》
沈约是南北朝齐梁时期的文坛领袖，历任中书令，是太子的老师(太子少傅)，封建昌县侯(隐侯)。他与谢脁等“竟陵八友”一起开创了一种对仗工整、讲求声律的“永明体”诗歌，致力于促使“古体”诗歌向“近体”诗歌发展变化，“夜夜曲”恰好是代表永明体艺术风格的上乘之作。
一般认为这首诗歌描写的是妇人彻夜不眠，盼望久出不归的心上人的哀怨情景，行文具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可是，从这首诗歌中，我们也可以自然而然地联想起马克思宗教专制社会对于人性、人本、人权无情的愚弄、桎梏和荼毒：在纵横交错、星移斗转的浩渺星空，自由贸易与民主政治就像天上的北斗为人类指引着最终前进的方向，清晰而且明确；但是，随着岁月流转、时过境迁，人们总是不由得满腹惆怅——原先对于民主自由的期盼，总被现实专政制度粉碎的落花流水、七零八落；即使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曾经亮丽的神灯，也难以永不熄灭，汇聚成为点燃民主自由圣火的火炬；每个追求自由财富和自由民主的弄潮儿，在专制中满怀希望的拼搏奋斗，到头来却成为专制制度攻击和嘲讽的无辜者、牺牲品；那种由于宗教专制者为了巩固政权而故意制造的社会仇恨，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牺牲与苦难，可是只有专制的马克思宗教工作者乐此不疲，兴高采烈凝听人们日复一日、不明真相的叹息，并得益于这种因为没有民主与自由而导致的黑白颠倒的民族的叹息。
显然，对于民主与自由只有憧憬、希冀和遐想是无济于事的，沉迷于此只能变成虚度光阴的怨妇和骚人。因此，我们呼唤所有昨天的、今天的、明天的民主自由人士，团结起来，将我们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憧憬、希冀和遐想，转变为现实中一盏永不熄灭的熊熊圣火，照亮我们自己的国家，照亮我们自己的民族，成为确确实实的拥有。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四日星期日 晴) January 13 中国诗词曲赋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7)《赠从弟》作者或出处：刘桢
创作年代：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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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赏析与评论》
刘桢是协助曹操实现“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方略的建安七子之一，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作品以气势激宕、意境峭拔、格调高雅著称。先后著有“赠从弟”三首，分别以萍藻、松、凤凰比喻堂弟的品格。这是其中流传最广的第二首。
作品看起来好像是在歌颂松树，实际上是在咏唱人性中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克服陋习缺点、执着弘扬浩然正气的人类本性。也就是人类对于光荣、梦想与正义的永恒追寻。
诗歌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情趣盎然的“松柏傲风霜”图景：寒风凄厉萧瑟，正好烘托了苍松翠柏的挺拔遒劲；越是风声鹤唳阴霭沉沉，越是枝影婆娑挥洒自如；冰雪料峭凋谢万物，反衬松柏高贵难能；为什么无所畏惧，就是没有泯灭人类追求光荣、梦想与正义的本性。
这种“松柏傲风霜”的品格是人类科学与社会进步的真正成因之一。我们有时候并不缺乏对事物的怀疑和匡正，却容易丧失于缺乏原则、急功近利的妥协，或者荒废于保守势力、习惯认识的风霜刀剑严相逼。如果哥白尼、布鲁诺缺乏这种“松柏傲风霜”的品格，人民还会在上帝的虚幻中继续沉睡一个又一个的世纪；如果各个国家的自由民主人士缺乏“松柏傲风霜”的品格，人民还会在专制的咏叹调中沉溺一个又一个的周期。但是，人类历史并不如此脆弱无奈，因为人类从来不会消失这种“松柏傲风霜”的伟岸。
“松柏傲风霜”是世界人民追求光荣、梦想与正义的一种卓越品格，“松柏傲风霜”也应该是中国人民追求光荣、梦想与正义的一种卓越品格。我们相信，一个发扬和延续这种卓越品格的民族，罹难于马克思宗教政治的时间一定不会很长很久远，迎接民主与自由的脚步一定会很快很彻底！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晴)
January 12 中国诗词曲赋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6)《龟虽寿》作者或出处：曹操
创作年代：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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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赏析与评论》
“龟虽寿”是酷爱“鞍马为文，横槊赋诗”的三国枭雄曹操的一首诗。曹操是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但凡是中国人，没有不知道曹操的。三国演义是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讲述的就是刘备、孙权和曹操问鼎中原，统一华夏的传奇故事。最终以天下三分，归入曹操一方而胜利告终。
在作这首诗时，曹操已经五十三岁，击败了北方最大的军阀袁绍，一举平定了北方，创建了事实上的魏国。整个诗歌踌躇满志，乐观自信，激荡人心。
在这首诗中，首先充分展现了曹操的哲学思想：说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讲什么万寿无疆——即使是三千年不死的乌龟万年犹存的龙蛇，也终究要灰飞烟灭。这是在古代迷信鬼神、相信长生不老的时代不可多得、略显前卫的一种见解。说明曹操是唯物主义哲学家。
紧接着，曹操用四句诗词充分展示了自己不同寻常的决心和魄力：“我就像一匹卧槽的老马，从来不敢放弃驰骋千里的豪情壮志，虽然已经进入晚年，可是雄心仿佛越来越强烈了”。正是这种历久弥坚的品格，勾勒了人类对于关荣、梦想与正义永不停息的探寻、求索精神。我们后辈每每读到这里，怎么敢放弃消灭马克思宗教政治的理想，任由那些宗教工作者剥夺人类生存、经济、文化、政治自由权利，一代又一代欺罔人民，实施宗教专政呢？如果说毛泽东用人民公社限制了人民吃什么、什么时候吃的基本生存权力，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限制人民采用什么方式工作、如何工作的基本经济权力，以及思想如何发展、文化如何取舍的文明权力。至于政治权力，中国人民通常只能发表于事无补的争论和评论，根本没有基本途径通过直接选举实现现实决策与现实参与。我们虽然年青，但消灭马克思宗教政治的路还很长很长，面临的问题还太多太多。
理想归于理想，豪情只是豪情。实现并不容易。曹操接着吟诵到：“事物的发展、停顿与休止，绝对不能听天由命，保持思想精神与时势的一致是一种幸福和安怡，可以使人们永远永远的年青”。
龟虽寿在文学史上结束了汉赋时代过于讲究文彩华美的弊病，是中国唐朝以前真正诗歌中的一首。也是曹操在戎马生涯的同时，“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一个存照。读起来梗慨多气、不屑于雕章啄句，形成了这个时期文学作品的“建安风骨”。
曹操是三个国家实际首脑中唯一亲自挂帅、挥鞭作战的大军事家，身经百战，著有军事论著。可惜，过目成诵的张松在看了一遍他的军事论著后，倒背如流，说这是蜀国三岁小孩都知道的古文。曹操为了保持自己的名声，将军事论著付之一炬。这说明，曹操非常看重理论的原创性。可是在我们国家，很多哲学家与官员只会重复毛泽东的话和政策，拒绝用现实和发展的眼光进行现实研究和未来决策，是嚼毛泽东剩饭的拙劣表现。与其说他们在捍卫毛泽东，不如说他们在侮辱阉割毛泽东，捍卫自己恬不知耻的剽窃劣根性。这种人在中国官员中多存在一天，中国的发展就多桎梏一日。因此，马克思宗教政体对中国文明发展具有不可推卸的延误屠杀作用，历史必将其绳之以法。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一日星期四 晴) 中国诗词曲赋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5)《垓下歌》作者或出处：项羽
创作年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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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赏析与评论》
这是刘邦最大对手项羽在离开人世之前的遗作，人称“霸王别姬”。
项羽的队伍是秦末起义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实力曾经远远超过其他起义人马，是最为雄壮的一只。后来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原因，逐渐衰落并失败。在军事上，项羽实际上不是败给了刘邦，而是败给了他原先的部属，那个声称刘邦不太会打战而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
项羽主力遭遇十面埋伏，陷入四面楚歌，最后和虞姬逃至乌江边。江边有小船可以接应返回楚地，可是项羽忽然唱出了这首绝世悲歌，声言愧对江东父老，不愿战火继续涂炭家乡人民百姓，毅然携美人共赴黄泉。
项羽这首诗是一代枭雄慷慨赴死最为著名、最为悲情、最为艳丽、最为凄美的一首，充分显示了项羽的一代名将风范和浪漫情怀。
自由主义在中国曾经也遭遇了类似的滑铁卢，那是人民还来不及仔细思索国家将何去何从，陷入了殖民战争和军阀混战的水深火热，不幸为马克思宗教政治所欺骗魅惑，坠入了以共产党为奴隶主的奴隶专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按需分配是个谎言，而真正的做法是千方百计限制所有具备自由发展能力的人的自由发展行为——通过媒体挞伐、通过限制资源获取、通过行政命令干预、通过表面上的人大会议立法，以保持社会总体财富量差距最小。任何财富创造计划需要首先公布于众，由主管单位批准后才可以进行。后来，人民对这种宗教生活感到厌恶，开始消极怠工，毛泽东则发动文化大革命，清算持不同政见者，鼓励人民互相武装斗争，要青年人永远是革命的战士(红卫兵)。
毛泽东死后，社会趋于平缓。但根本专制体制没有改变。财富的分配只够一代人维持典型的生活，即便你有能力为子孙后代留下金山楼海，也会被声称为捍卫公有制的法律没收，或征收强大的遗产税。其目的是剥夺公民拥有资本、运用资本、产生资本的自由权利，维持共产党宗教政治专制。
如果我们开启带领人民重新寻找人类光荣、梦想与正义的民主活动，共产党宗教政治工作者中的狂躁分子是否会向人民开枪呢，不得而知。也许，专制的诱人已经使很多人“宁要民死，不肯权丢”吧。这种推论需要历史去考验。
我们不需要欺骗愚弄天下苍生的宗教政治。我们愿意为民主与自由而斗争，如果我们胜利，我们会构建“民主和平永胜门”劝诫中国人民永远固守和平，如果我们失败，我们不会缺乏项羽的勇气。历史应该铭记，在共产党宗教国度里，民主和自由一直在奋斗不息。
(二〇〇七年一月十日星期三 晴) 中国诗词曲赋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4)《大风歌》作者或出处：刘邦
创作年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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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赏析与评论》
这是一首流传广远的歌谣，作者是汉朝的开国鼻祖刘邦。刘邦是个平民百姓，乘秦朝分崩离析之际，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夺得天下，开创了大汉几百年业绩，是中国历史上由社会底层进入最高统治层的第一人(非贵族血统)。他的故事与传说在中国家喻户晓，比如“鸿门宴”、“约法三章”、“萧何月下追韩信”、“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霸王别姬”、“乌江自刎”都与这个刘邦有关。大风歌是刘邦得胜时的直抒胸襟：因为时事的风云突变，有机会一统天下荣归故里，可到那去招贤纳士，固守发展这个基业呀？
这个亲自马上打天下的大老粗也懂得虚心接受各方建议，在战后休兵养息，尊重当时的知识与科学，恢复国家生产与发展，最著名的就是他和高阳酒徒郦食其的故事。刘邦因为出身的原因非常自卑，故意显露自己的身份，不肯接见饱学之士郦食其。郦食其突生奇计，说老子也是个酒徒，高阳的酒徒，才得以在刘邦洗脚时受到接见。不过，经过一番争锋相斗的辩论，二人终于找到了治理国家的正确方略。
刘邦是中国古代开国皇帝中一枚不可多得的瑰宝，为历代贤君良臣屡屡提及和借鉴。站在历史的角度，是一个成功结束内乱，恢复华夏和平与发展的千秋典范。毛泽东建立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脱胎于此，毛泽东用兵的典故绝对超过韩信用兵的典故，不过，毛泽东在结束内战后的做法却比这个刘邦差得太多太多。我们看到，只有不信鬼、不信邪、不信马克思宗教，才能真正收获中国明天的光荣、梦想与正义。
(二〇〇七年一月九日星期二 晴) January 08 中国诗词曲赋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3)《孤儿行》作者或出处：无名氏
创作年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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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
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
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
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
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
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
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
上高堂，行取殿下堂。
孤儿泪下如雨。
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
手为错，足下无菲。
怆怆履霜，中多蒺藜。
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
泪下渫渫，清涕累累。
冬无复襦，夏无单衣。
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
春气动，草萌芽。
三月蚕桑，六月收瓜。
将是瓜车，来到还家。
瓜车反覆。
助我者少，啖瓜者多。
愿还我蒂，兄与嫂严。
独且急归，当兴校计。
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赏析与评论》
“孤儿行”值得我们赏析借鉴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栩栩如生描写了孤儿的不幸，而是因为它成功细致地再现了经商，或者自由贸易的艰难困苦。
从古至今，由于先天不足、后天缺乏眼界的统治者打心眼里不希望人民拥有经济自主权，重农轻商的习气就病入膏肓地蜕化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根深蒂固的基因型顽症。经济上不独立的知识分子、文人墨客也因此卑躬屈膝，总是将恶毒的言辞泼溅到商贾与自由贸易行业及行为之上，使得中国文明发展几千年，都难以逃脱农耕文明的依赖性、狭隘性、单一性、片面性局限性、桎梏性。
实际上，商业与自由贸易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商业与自由贸易甚至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可是，商业与自由贸易有着它自己不可以根除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冒险性，其劳动和冒险强度对参与者产生的压力十分巨大，超过稳定但不能充分显示人本力量的农业文明生产方式。
孤儿行没有专门记述商业与自由贸易的劳动方式，却完整记述了作为商人的孤儿的劳动方式。头上是餐风露宿时粘带的虱子，面孔上是走南闯北的仆仆风尘，为了达成一项生意上窜下跳，为了了解市场行情获得商机磨破了鞋底，当其他人在热炕头里熟睡之时，还要货通天下、财通天下，打破时区、地域造成的自然性差异。
人们从恶毒的诽谤语言中只看到商人的大腹便便，生意场上的奢靡浪费，却没有发现他们必须去考虑不同地方人们衣食住行中的不时之需。人们看到生意成功人士的锦衣玉食，却没有料到他们失败的无人问津、墙倒众人推——当孤儿的瓜车翻了，吃瓜的人多，捡瓜的人少，孤儿只好让大家把瓜蒂留下有个交待。
虽然商业与自由贸易如此艰辛，确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文明带来的新的附加值。在日本，有幸出了一个支持商业与自由贸易的明君——明治天皇，进行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明治维新，彻底变革了日本的农业文明。在中国，却从来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皇帝，就是因为错误观念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而且成了一种华夏农业文明自我重复性的毁灭式阉割。而这种不幸，又被毛泽东为首的马克思宗教政治放大到极端，生生延误了二战后华夏腾飞的大好时机。
读诗吟今，当中国当局向年收入超过十二万的辛勤劳作者强行征税的时候，我们只能咏叹：自由职业者、民企、私企等人士又一次成为了后娘养的孤儿，为国企埋单，毫无道理可言。
一个不敢去冒险的民族永远只能甘为人后，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的国度永远不可能成为充满关荣、梦想与正义的现实天堂。这就是中国这个无民主孤儿的痛哭流涕。 January 07 中国诗词曲赋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2)《击壤歌》作者或出处：无名氏
创作年代：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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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赏析与评论》
击壤歌以平铺直叙的简洁笔调勾勒出农耕文明中大多数人民简单朴实的生活，太阳升起之时就去耕作，夕阳西下就去休息，渴了挖口井喝水，饿了种块地吃饭，至于高远庙堂上统治者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整个诗歌流露出一副看透世事、随遇而安的出世风格。
可实际上，人民这种极为简单的生活，也深受高远庙堂的影响，如何赋税、如何纳粮、如何赈灾、如何救荒？作者看不到管理的重要性，放弃自己对于政治的评论与参与，恰恰也可能是由于缺乏真正的民主而导致人民产生对政治的冷淡、厌恶、旁观、嘲讽、挖苦。这些态度在现在开来不是积极的，甚至是消极的，我们讲民主就是要让每个人对政治发表见解，施加影响，让政治最大程度成为每个人的福祉。
在当今中国政治中，农民问题是一个焦点问题。一直放在嘴里说，现在总算有些大动作。可是实际上，民主对于中国农民而言，似乎超越不了“击壤歌”所描写的实惠。官场中总是有些人利用农民作表面文章，阻碍自由贸易和民主政治的持续发展，实情是“农民得到很少，替农民讲话的人收获太多，现状一直没有改变，发展宏图却难免拖泥带水”。我们相信中国农民的质朴，却反对有人利用这种质朴去进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别样文章。 中国诗词曲赋中的光荣、梦想与正义(1)《硕鼠》作者或出处：诗经
创作年代：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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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赏析与评论》
硕鼠是诗经中脍炙人口的一篇作品。用拟人化的方式表达人民对于当时统治者中某些官员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无奈、厌恶、反感、痛恨，也反复歌咏了人民对于理想国家制度——“乐土”的憧憬与期盼。
统治者中那些不替人民农耕出谋划策，不为人民生产尽心尽力，剥夺人民买卖自由的官员被形象比喻为硕鼠，大个的老鼠，善于偷窃，惯于巧取，敢于豪夺，安于寄生，将人民辛勤劳动的果实轻而易举地霸占。而人民对于这些官员相当忍让，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们不想这样、不愿这样、不肯这样，却无能为力，甚至无法公开进行批判，只好用讽刺、诅咒老鼠的方式暗自抚慰自己痛苦、悲愤、黯然、失望的心灵。
人民对于理想国家制度——“乐土”的期盼实际上非常朴素：想有个住的地方，想收获劳动的价值，不想因为贫穷而哀号。可是，这样一个乐土却因为老鼠太多而无法企及，不知道在哪里，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
在二零零六年的中国，人民可谓勤劳，可国有企业在GDP创造率及其低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领导者还依然不断要求保持垄断、加强福利、提高待遇，正好活生生地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群硕鼠。他们不能带领人民有效利用国有资源进行生产，不能充分借助政策优惠繁荣市场，成为共产党领导下最名副其实的一群硕鼠。
往事千年，硕鼠犹存，正真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缺乏民主。 January 05 《共产主义宗教的哲学批判》(二)马克思在年青时是极力反对宗教政治的，拜物教是他所攻击的一个目标。“拜物教远不能使人超脱感性欲望，相反，它倒是感性欲望的宗教。欲望引起的幻想诱惑了偶像崇拜者，使他以为无生命的东西为了满足偶像崇拜者的贪欲可以改变自己的自然特性。”在这段评论中，马克思准确剖析了拜物教的危害性——是怂恿感性欲望的宗教；也清晰阐述了拜物教的实现途径——借助幻想的诱惑激发贪欲导致崇拜者混淆事物的自然属性。而这一切，恰好成为马克思后来构造共产主义宗教的两个重要基础：激发人类对事物使用最大程度的欲望——按需分配；借助幻想激发贪欲，导致共产主义宗教信仰者偏执忽略或故意掩饰事物在使用过程中的独有性、时空性、排他性、稀缺性、专门性等永远不会改变的自然属性——要求一切事物公有，由共产党实行专制的全权管理。 显然，马克思不是一位记忆不好或者学识不够的无知人士，相反，他才华横溢，博古通今。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会迷失在理性的茫然无措中，不小心遭受宗教欺骗的困惑和麻痹，我们更相信马克思一直在蓄意制造一种宗教，利用人民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对于现状的不满意和变革情绪，趁自由主义革命之火打劫，实施政治挑拨，玩弄政治阴谋，煽动人群自相残杀，借以实现个人及其宗教政党的不可告人的、复辟与专制的真实目的。也许，现在有些共产主义宗教信徒还会为马克思开脱辩解，声称这是他的学说的不完整性，但是，在我们反省现代国家体制时，这种为宗教进行辩解开脱的事情最好还是不要发生，这是让我们对宗教进行丧失原则的妥协的无理要求，是反人类、反进步的。
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宗教(基督教)还是很多欧洲国家的根本基础。为此，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经拿起了批判的武器，阐述自己对人和国家的哲学的见解。马克思认为哲学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浓缩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在同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过程中，哲学不再同其它各特定体系相对立，实现了哲学世界化以及世界哲学化。宗教则不然，不是反对某种特定体系的哲学，而是反对包括各种特定体系的一般哲学。马克思对于哲学和宗教的这些非系统性叙述实质上可以归纳为两点：哲学的民主性、宗教的反人类性。 哲学的民主性首先表现在哲学的产生主体是人民，而不是一群人。产生主体的广泛性必然导致哲学的多元性。当把哲学的一元化鉴别标准告诉人民，然后要求人民产生的哲学必须符合这个一元化鉴别标准的做法实际上不是在创造哲学，而是在诵经。僵化的人可以“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但是，致力于发扬人民哲学的学者，致力于使用先进哲学的政治家绝对不能这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歪嘴和尚念歪经”，必须顺应哲学多元发展的必然趋势，去突破，去改革，去创新。
实际上，不要说哲学，即便是宗教，也从来没有逃出过主体多元化的“民主”趋势。比如，孔子儒教在2500多年的发展中，先后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首先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教，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坚持政治理想；其次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名教，强调儒教的制度和形式；其三是以程伊川、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教，强调儒教政治体制与唯心教化功能的统一；其四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教，强调自由主义的改良和君主立宪制。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也是如此，整个发展演化过程都是采用批判扬弃方式进行，从来没有公开声明用专制的手法去强调其内在哲学的一元化和权威性(尽管在确保政教结合上采用了类似的政治专制手段)，不知马克思宗教哲学维护者为何如此露骨和反动，是无知者无罪，还是共产主义宗教根本就是阻碍人类发展的恐怖主义，必须绞尽脑汁、枉费心机地去扼杀、控制、荼毒人类思维？ 在文学影视创作者以及世俗看客的眼里，宗教主体民主化的特征和趋势总被戏说成为一种权利派系的争斗。实际上，这种庸俗观念恰恰忽略和掩盖了宗教变化过程中人民对于光荣、梦想与正义的理性追求、执着尝试、大胆改革。也就是说，每一次宗教主体的演化嬗变，归根结底都是其内在哲学的新一轮民主化，使得教义所依赖的哲学思想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真实反映人群特征(至少是部分人群，最终是全部人群——人民)，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投入那些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均是如此。 比如，东正教(正教)较多地保存了犹太信仰，主张圣灵出自圣父，最为保守；罗马天主教(公教)较多接受了希腊罗马哲学，主张圣灵出自圣父和圣子，三位一体，同样崇拜圣母玛利亚，信仰生活的核心是七项圣事；新教(基督教)只主张圣灵出自圣父和圣子三位一体，强调“因信称义”，信仰生活的核心只有两项圣事。逊尼派(逊奈和大众派)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正统派，推崇六信(信真主安拉、信天使、信古兰经、信先知穆罕默德、信未日、信前定)，笃行五功(念功、拜功、斋功、朝功和课功)，提倡求大同存小异，融合不同见解，努力调合真主的无限权威和人的责任；什叶派认为只有出身于哈希姆家族(即圣族)的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强调真正安拉的旨意必体现在某个人身上，特别强调这一特殊人物具有无比权威，而这位独特领袖就是救世救人的当世宗教领袖。逊尼派信徒占整个穆斯林人口的90%。小乘佛教认为释迦牟尼只是一个教祖和传教师，主张众人自救，人人可以涅磐但并非人人可以成佛，强调“我空法有”；而大乘佛教更加开明，认为释迦牟尼是神通广大、威力无比、大慈大悲、全智全能的天人师，主张兼度他人、普渡众生，只要虔诚信仰人人皆能成佛，强调“法我皆空”。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变化过程中，宗教哲学的现实化、通俗化、民主化、科学化、简约化轮廓清晰可辨。而在自由主义革命之前，宗教和哲学几乎是密不可分的，宗教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是哲学主体民主化的重要表征。
哲学的民主性还表现在哲学产生过程的民主性。在自由主义革命之前，宗教、神学、哲学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而且往往和政治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样一种高度集权的专制体系中，宗教内在哲学的民主演化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一方面归因于统治者自身品格中依稀尚存的宽容性和高尚性，但更多归因于民主无法扼杀的顽强力量和民主无所不在的生存土壤。这种哲学民主演化的种子虽然被当政者漠然视为草芥，对其零星哲学思维冷嘲热讽为草根文化，但正是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哲学产生过程的民主性，才使得人民最终越来越全面地登上了追寻光荣、梦想与正义的现实舞台。
2006年《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是谁？封面上显示的是一个白色的键盘和一个电脑显示器的镜面，薄薄的镜子所映照的就是你那张脸：“YOU”。每个普通的网民，就是2006年度的风云人物。《时代》说，正是“你们”让即将过去的一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网民合力推出像网络大百科、博客、影视上载网站如YouTube和社交网络例如MySpace这样的网络世界，然后改变了现实世界，没有哪一个单独的人物能够在过去一年里产生如此之大的威力，因此，“你”成为《时代》周刊2006年年度风云人物当之无愧。这正是自由主义国度对于哲学产生过程民主性的清醒认识、热情颂扬。可是，在依照共产主义宗教政治的国度里，当局正在设法扼制哲学产生过程的民主性：北朝鲜还没有向人民开放互联网络；而中国大陆对于互联网的宗教性控制正呈现出越来越急、愈演愈烈的势头。我们相信，当马克思宗教工作者用那种自不量力的枪炮去对付哲学产生过程的民主性时，必然会“埋骨不见桑梓地，人生处处是坟茔”。
哲学产生过程的民主性还意味着哲学必须服务于人民，弘扬人民对于光荣、梦想与正义的不懈努力、热情追寻、真实拥有，体现“存人本，通人性”的民主精神。在自由主义革命之前，宗教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将人民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然后试图证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天生的、现世不可逾越的差异，并挑拨被统治者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制约、互相敌视、互相仇恨、互相杀戮。随后，在哲学的民主演化过程中，为了缓和社会局势的动荡，也呈现出一些和解性的哲学理念，致力于减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制约、互相敌视、互相仇恨、互相杀戮。而自由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彻底凸现人的一切权力平等，强调世界不存在天生的统治者(统治阶层)和被统治者(被统治阶层)，坚持社会管理权力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努力消除人群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制约、互相敌视、互相仇恨、互相杀戮，推崇人民对于财富、文化、政治、生活上的自由抉择、创造、寻觅和拥有。
这样看来，共产主义宗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恶毒的宗教，它简单粗暴地划分人民的阶级，肆意渲染和制造它所规定的不同阶级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制约、互相敌视、互相仇恨、互相杀戮，禁锢、限制人民对于财富、文化、政治、生活上的自由抉择、创造、寻觅和拥有。共产主义宗教根本不具备历史上任何宗教所具有的善意特征。因此，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揭露这个恐怖宗教，将其彻底消灭。
哲学产生过程的民主性也是解决哲学派系争斗的最后合理方式。如果缺乏民主，在哲学发展演化过程中，不同哲学观念和观点之间势必发生碰撞、产生矛盾、导致冲突、引发战争。因此，强化哲学产生过程的民主性非常重要，关系哲学发展演化过程的健康性、科学性和独立性。如果缺乏民主，哲学发展势必形成山头与鸿沟，加剧封闭与孤立，滋生自恋与自大，贻误时机与挑战，僵化内容与形式，脱离现实与未来。历史上，由于宗教哲学观念不一致而引发的冲突和战争不胜枚举。在中国，自由主义革命也与鼓吹共产主义宗教的“假革命实倒退”发生了惨烈战争，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然而，战争并不能消除哲学民主演化的存在，战争也无法终止人民对于梦想、光荣与正义的渴望——这种渴望已经自觉不自觉流露在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事务的方方面面。历史必将证明，共产主义宗教宣扬的“假革命实倒退”可以欺骗人民一时，却无法永远愚弄人民，而人类终极目标——自由主义革命的圣火必然会燃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哲学的民主性还在于实现哲学世界化以及世界哲学化采用方法步骤的民主性。哲学的目的是改造社会，是巩固和普及人民对于光荣、梦想与正义的探索、追寻和拥有，而实现这个目标所借助的形式，所采用的方法步骤是表象问题，不值得人类为此进行无所谓地争论，无意义地挞伐，无休止地反复改变。我们喜爱财富，所以有权力和义务选择最为有效的组织方式；我们热爱文明，所以有权力和义务选择最为饶有情趣的传播接触过程；我们关心政治，所以有权力和义务选择最为民主公正的体制。我们不需要擅长于厚此薄彼的经济制度，我们不需要热衷于宗教化监控的反动幽灵，我们不需要倾向于阻止民主自由的腐朽法律。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美好：不是由人民选举的共产党宗教工作者玩忽职守，将经济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制度和经济组织归属上啰里啰唆、翻云覆雨、偷梁换柱、从中渔利；不是由人民选举的共产党宗教工作者假公济私，将文化工作重点放在如何保证共产主义宗教政治对民主文明的诽谤、歪曲、误导，通过媒体渠道和内容的宗教化控制欺骗、麻痹人民；不是由人民选举的共产党宗教工作者混淆视听，将政治工作重点放在如何转移人民视线，将对于在他们混乱管理下无法使一些人民摆脱贫穷的罪责归罪于我们对于光荣、梦想与正义的呼唤、传递与斗争。因此，共产主义宗教从根本上违背了哲学的民主性，注定要从人类历史上难以再现的消失。
宗教的反人类性是在自由主义革命成功后才出现的，是哲学民主性的对立面。自由主义革命势如破竹般在世界各国的胜利，充分显示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自由贸易与民主政治的无限魅力。归根结底，这种魅力在于对个人权利的完全解放，在于对个人加入经济、政治、文化组织双向选择的完全解放，在于对个人/组织倡导信仰自由的完全解放，在于对个人/政党参与现实政治的完全解放。因为这种完全的解放，激发了人类对于光荣、梦想与正义“长江后浪推前浪”般慷慨激昂地探索、追寻与拥有。
我们大声讴歌人类的光荣、梦想与正义，就是要共产主义宗教羞愧地、永久地退出人类政治舞台。这可能吗？只要有你，这就有可能，绝对可能。不信，你就去轻轻的唱，慢慢的和……(未完待续) 2007.1.4-2007.1.6于上海。 《共产主义宗教的哲学批判》(一)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现代的学科。对于哲学的理解、归纳、分析、使用，都随着时代、国度、社会文化、个人见解、个人品行、个人学识、个人经历等因素不同而变化。因此，哲学的内容和发展十分丰富多彩。马克思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哲学家，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发扬倡导者。所以，我们在对共产主义宗教进行哲学批判时，首先从马克思自己的哲学体系入手，剥离他所提出的正确哲学观念与伪装成革命学说的共产主义宗教之间的联系，肃清共产主义宗教政治对人类哲学的魅惑、绑架、限制、荼毒和扼杀，揭示马克思本人从哲学研究者堕入宗教倡导者的不幸迷途，揭示人类不再血腥、狂躁、茫然、自相残杀地感染共产主义宗教政治瘟疫的免疫方式。
马克思关于国家哲学的思考是从“《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的思想片断开始的，并且散落于其它政论或者学术论文中。因此，关于共产主义宗教的哲学的批判不限于对马克思某篇具体政论文章的批判，而是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与共产主义宗教哲学思想体系自相矛盾的批判，是人类其它哲学思想体系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与共产主义宗教哲学思想体系荒谬、错误、欺骗、蛊惑、恐怖的批判，是人类发展历史和当前现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与共产主义宗教哲学思想体系荒谬、错误、欺骗、蛊惑、恐怖的批判。
在哲学的批判过程中，我们唯一要坚持的就是科学的哲学精神。我们的哲学是人类的哲学，是社会的哲学，是政治的哲学，是百家争鸣的哲学，是百花齐放的哲学，绝对不能妥协于现在许多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在内)所实行的虚假哲学精神。这种虚假的哲学精神有着一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目的，就是“必须坚持和服从于马克思宗教政治哲学的一元化和领导地位”。通俗地讲，就是这些国家的哲学研究只能论证马克思宗教政治哲学是正确的，并且只能是正确的，而且必须是正确的。否则，研究人员就无法或者很难获得研究经费资助，研究人员的成果就无法或者很难公开发表。显然，共产主义是一个主观臆造的天方夜谭，这种虚假的哲学精神实质上就是证明那个主观臆造的天方夜谭的正确、存在与合理。
虚假的哲学精神对于人类损害非常巨大。首先，虚假的哲学精神必然阻止人类对哲学的自由研究和人类哲学的健康发展。人类哲学必须无条件或者被迫服从于宗教辖制，就是民主革命前夜宗教限制人类研究倡导“日心说”那种反动行为的再现，违法人类科学革命的基本原则，因此，必然会淹没于人类充满光荣、梦想与正义的科学革命之中。其次，虚假的哲学精神必然剽窃、霸占人类对哲学自由研究和应用的一切成果。许多执著于哲学研究的人，使用先进哲学的政治家会为了进行哲学研究以及实现社会管理而屈服于宗教政治，将先进的哲学研究成果，源于先进哲学的现代管理归功于马克思宗教政治哲学，使这个宗教哲学体系乍看起来不断发展，而实际上，其哲学本质与政治本质均早已与马克思宗教政治哲学水火不容。现在，在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人们提出的经济哲学理论就是如此。最后，虚假的哲学精神不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虚假的哲学精神通过控制信息发布传播渠道继续扩散它的荒谬、错误、欺骗、蛊惑、恐怖，使人类无法感受科学哲学与民主政治的和煦阳光，并由此陷入宗教政治的万劫不复的地狱。在中国，很多媒体就在继续传播马克思宗教政治哲学，将人民对贫穷的憎恶转化为对富裕人民的仇恨、限制、敌视，将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内战中的侥幸的胜利彪炳为专制制度的成功，依此诽谤民主国家，妖魔化发达国家。
由此看来，对于共产主义宗教的哲学批判，不但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批判成功，人类将从此全面走向充满光荣、梦想与正义的民主社会，更加富强、更加繁荣、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上一层楼。(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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